董炘博文——创新精神的植根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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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钱学森世纪之问的先决条件之一

   去年11月钱学森世纪之问见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教育部随即表态,把杰出人才定义为创新人才,表示下一步会把创新人才培养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今年七月底,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教育部定出17项工作重点,向全国各地、个部属高校征求改革试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摆在重点的首位。
   近年来媒体常向高校领导提问,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贵校都做了哪些探索和实践?回答做从资源建设说事,诸如创建了多少个中心,多少基地,推行了多少通识教育,开展了多少第二课堂等等。教育部直接征求试点,看来实际操作程序即将开动。
   众所周知,创新人才的特质在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因而钱学森之问可代换成:“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平心而论,我们并不缺资源,也不缺模式,我们缺的应该是创新精神的植根土壤和对教育目标的正确认识。笔者认为,这两问题的解决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先决条件。本文打算就创新精神植根土壤的缺失谈点看法。
创新精神植根土壤的缺失
什么是创新精神?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敢于标新立异,挑战权威。今天强调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我认为这就是素质的核心。可是我国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没经受过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洗礼,形成了保守的、唯上是从的传统,历史上多次维新运动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今天,我们对儿童的教育都仍习惯于以“听话”为目标。这是我国发扬创新精神的先天不足,在反观我国解放后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明显可见,它们对创新精神的培育起了阻制作用。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无疑有其历史原因,但今天确实已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上世纪50年代初我正读大学,教育部长蒋南翔向我们提出“培养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争取健康为党工作50年!”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1957年反右运动,认为独立思考出右派,独立思考口号就取消了,代之为听党的话。1958年教育革命,教育方针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成了专政的工具,而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上世纪60年代初进而号召青年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文革中则要求全国人民像军人对待命令那样,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知识分子备受打击,成了惊弓之鸟,有独立思考者也不敢自由表达了,其影响十分远深。1985年教育革命,教育方针改为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种为了物质生产的教育其实和早期资本主义的教育并无基本差别,目的都是批量生产能够执行精英指示的听话劳动力,以达到生产效益**化。劳动者和管理者都必然以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为重,而轻视对人性陶冶、对道德教化有重大作用的人文学科。其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烈竞争,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使人们去发展创新,以便在竞争中胜出。19世纪初首先生在德国的大学出现重大变革,强调挑战权威,开辟新路,自由开放,严谨求索。美国紧随而后来居上,开创了技术革命的新纪元。然而如果在权力大于民主、垄断压迫竞争的机制下,自命精英的权钱掌握阶层都乐于看到人们听话而不愿自己的权威被挑战。为物质生产而教育的方针将使教育变成既得利益阶层维持其利益的可靠工具,这就是当前我们教育方针的局限性。在这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20字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中,人们发现有“育人为本”的表述。如果其含义为不强求教育作为政治和意识传输的工具,不强迫教育只为生产服务,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为达到人人能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服务,那么教育将复归到它的本质状态,而永远造福人类。可是我们在2005年的文献中找到正式的官方表述却是:“育人为本就是要以培养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如果20字方针中还是这个含义,很难预期创新人才培养会取得效果。因为育人的目标无非两个,要么是培养为精英服务的听话工具,要么是培养能独立思考、为人的需求服务、能推动社会前进的创新人才。“以人为本”和“育人为本”仅一字之差而意蕴迥异。(注)
   从我们过去的政策和体制的层面观察,其阻抑创新精神发扬的负面作用也比较明显。我们的教改总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由精英“创新”出一个统一的模式,然后去运动学校。学校领导成了执行上级指示的官员,按统一的评估要求去办学,无权也无钱去做办学方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大政方面的创新。教师被片面的晋升政策逼到墙角,几乎不务正业。有志于改进教育和教学的人竟须忍受自我牺牲。因教材被统编、教学过程被规定、考题在应试中被统一,教师的活动空间实在狭小,再加上教学被弄成了软任务,教学创新的积极性受到了彻底的摧残。今天我们要求不能创新的学校和教师必须培养出创新人才,当然成了破解不了的滑稽命题。
建议设大学政治、教育改革特区
目前我国社会上有不少责任感丧失、拜金主义流行、道德水准受到挑战等的负面现象,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而怀念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好日子。其实恰恰相反,原因在于政治改革、思想开放还未到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埋下恶根。责任感源自主人翁感,人们发现一生自有精英主宰,自己只配当驯服工具之后,社会责任感自然丧失;发现执政为私,诚信缺位之后,政治说教必定失效;发现勤劳拼搏不能致富,钻营反而发达之后,拜金取巧之念必然泛滥;发现助人不乐反而受冤之后,明哲保身必定替代见义勇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取代了人道主义之后,道德沦丧,丑恶张扬中不可免。有人寄望于大学,特别寄望其中具有独立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能守住这块净土,进而推广教化,但更多的人指责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失语只是现象,是一种自感无能为力的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特别是老知识分子,他们的感悟足供后辈借鉴,但上世纪20-30年代出生的正在加速离去。人们在惋惜“三钱”仙逝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同时,理应加倍珍视发挥健在者的作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经济改革之初创立经济改革特区,引领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开展政治改革,建设思想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几个大学,创立政治、教育改革特区。让他们毫无忌讳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胆来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给他们特殊政策,解放思想,破除旧框,让有志于教育的人进行自下而上的教学改革。这样,真正的**大学或可期待,钱学森世纪之问终将破解。
注:本文写完之后,读报(2010.8.24)得知,20字方针原来是源自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五个必须”。原文是“必须优先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必须促进教育公平,必须重视教育质量”。果然是“
”和“”一字之差,意蕴迥异。

                                  关于人才培养模式我有问题问部长

   2012年3月在北京召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会上国务院委员刘延东指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加快教育教学改革,探索知识、能力和素养三融合发展的培养模式(报道见2012、3、28《教师报》头版)。我认为这是个切中时弊、深具战略意义的号召。
       其后教育部贯彻该会议精神的行动方案公布,对上述号召却没见提及。
       2013年1月教育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2012年成果,提出2013年工作要点,仍没见探索三融合培养模式的要求。总结2012年培养模式创新方面所列出的三省成果只指向中、高级人才培养如何衔接贯通,如何建立人才立交桥等培养体制方面,但与教育目标的融合培养无涉。
       我们从来不讲融合而是分离。书记抓思想政治教育,副院长抓专业教育,思 政课提倡灌输,专业课生硬地去挖掘“道德点”,其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效率低下,科学精神和人文培养落空。
      今年教育的新提法是“立德树人”,要让18大精神进入教材 进入课堂、进入头脑,要抓紧编高校思想政治课 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材。什么是18大精神的根本?18大精神要不要进入自然科学专业课课堂?如果要,教材要不要也抓紧改编?这不正是刘延东同志号召探索三融合培养模式题中应有之义吗?
      本网站学术资讯栏中《从课程融合到三融合教学》等几篇文章,是对三融合培养模式的支持和呼吁,恳请部长垂注。            
     
 
                                                                               
2013.03.26来自:中国解剖教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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